７月８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新闻，名为《纸做的包子》。报道中说，该栏目编导通过暗访，发现北京的早点铺有人出售用废纸箱和肥猪肉做馅的小笼包。这一报道经央视等各大媒体、网站转播转载之后，引起广泛关注，海外媒体也闻风而动。但１０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昨日，北京官方发布新闻，称“废纸箱做包子馅”为虚假报道，为电视台临时编导訾某自编自导，北京电视台为此向社会深刻道歉，当事人已被刑事拘留。

 

　　纸箱馅包子面世的时机，正是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四伏的时刻，内外舆论皆不宽容。这一极端案例的出现，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程度再次推高，民众一时哗然。而就在政府宣布，证实事情是虚假新闻，涉嫌记者造假时，仍有不少民众愿意相信是假包子，而不是假新闻，甚至有人怀疑政府查处也从中造假。

　　这些连环相套的不信任，使得一场包子引发的舆论风潮，转眼成为一场公众辨识真假的能力测试。然而，无论是何种的不信任，都并非多么理据充分，因而也难以在逻辑上立足。公众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基本上只体现了各自采信的某种情感倾向。一个原本事关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跌落在一个奇怪的问题格局之中，事件貌似已经盖棺定论，而疑问却在公众心里打结。

　　这个尴尬的局面令人忧虑。围绕纸箱馅包子的来龙去脉，其中既有日趋严峻改善乏力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有媒体和记者的信誉危机，还有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理问题，诸多方面的个案层层累加，沉淀为今天公众的意识背景。猜忌、怀疑、不信任，成为了分化公共事件处理结果的民意之刀。

　　废纸箱做成包子馅，假包子转眼成为了假新闻。尽管事件以栏目编导造假而刑拘告终，但早点摊贩、新闻媒体、政府部门都未能幸免于这场丑闻。而如今弥漫在社会的不信任，使得这一事件的善终显得尤其艰难。公众可能既不信任早点摊贩，也不相信新闻媒体，同时也难以相信事件处理的地方政府。要免于公众猜忌和民间抗拒，事件处理可资改善的方面很多。

　　就媒体自律而言，此次事件处理几乎完全由行政主导，而并无媒体自主自律的空间。事发突然，影响巨大，行政力量火速启动，媒体只是事件处理的配角，形象相当被动委屈。事实上，涉及记者虚假报道，首先应该尊重的恰恰是媒体自身的自查自律。

　　２００３年４月，美国《纽约时报》也曾发生记者造假风波。在得知记者可能造假的线索之后，纽约时报指派了５位记者、２位研究员、３位编辑对此进行调查，做了多达１５０次访谈，其后在报纸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长文自揭家丑，并为此向报业同行和读者致歉。此次纸箱馅包子事件发生后，政府公安部门迅速介入，使事件的处理很快由对假包子的查处，转为对假新闻的严惩。媒体自我纠错的机制还未能运作，就匆忙由官方裁定，过程也欠缺透明。这些都是事件处理并不周全谨慎的所在。

　　围绕纸箱馅包子展开的舆论，几经跌宕峰回路转，在公众不信任的情绪里，依然是真假难辨。这种公众的情绪反应，当然并没有十足的理由，未必经得起严谨的论证，然而，它们的存在，已经构成了公共事件处理的重大背景。从假包子到假新闻，公众情绪只是将信将疑。地方管理者当然可以我行我素，不过，公众的疑心如此深重，辨识真假如此谨慎，终究是今天公共事件处理中令人尴尬的场面。来源: 南方都市报

e派胡言：为什么坏事都是“临时人员”干的？

　　炮制假新闻，是造假行为；播出假新闻，是贩假行为，电视台难逃其咎。

　　大家依稀仿佛记得，孙志刚被打死时，媒体报道曰：“打人者，是救助站的临时工作人员。”前不久的7月8日晚，北京五名工人打“黑车”，被警方拦下，拳脚加马棒，又被带到派出所大扇耳光，事后派出所领导出面声明说：“打人者不是本所的正式工作人员。”相关的例子举不胜举，以前，这种事情多出自行政机关，这个托辞仿佛很好用：“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

　　现在，电视台也无师自通，学会了这个把戏，真是太有才了。在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被曝为假新闻后，电视台一边言不由衷地道歉，一边说：“这事是临时工干的，他去年才来我台工作。”言下之意：只有“正式工”的行为才能代表北京电视台，而“临时工”的行为由他自己负责；言下之意：请同志们相信，我们这些正式工还是蛮有素质的。

　　“正式工”与“临时工”一说，出自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工作不但分临时的，正式的，还有国营的，大集体的。找对象都要问问：有没有正式工作？——即，有没有国营工作（俗称“铁饭碗”）。按当下的体制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临时工”一说，仅应当指的是用人单位与被用者所签的工作合同的长短，且与“临时工”一词相对的，也不再是所谓的“正式工”。拿行政单位来说，有些工作人员是有正规编制的国家公务员，有些人是没有正规编制的非国家工务员。但是，有没有正规编制，那只是你本单位内部用来管理和工资发放标准和工资来源的依据，与外人无关，用法律术语说，叫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比如，派出所的协警在执助法过程中，老百姓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公安机关；比如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老百姓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代表的是政府，至于你里面有几个人是有正规编制的所谓的“正式工作人员”，有几个人是正规编制以外的临时工，与老百姓无关。

　　也就是说，甭管“临时工”还是“正式工”，只要他是在你的授权之下工作，你就负有管理的责任，假如你非法授权，你要承担相关责任；假如你合权授权而他乱作为，你还要承担相关责任，你不能以“临时工”为托辞对抗不知情者。我举个例子，比如我昨天从我朋友家牵来一条狗，拴在我家门口看大门，有行人从我家门口正常路过，狗链子突然折了，狗蹿上去把行人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以如下理由规避我的责任：“这条狗是临时工，昨天刚牵来的，因此我不需要负责。”或者说：“这条狗是临时工，昨天刚牵来的，因此我可以减轻责任。”

　　北京电视台的这位不知羞耻的采编人员，现在也被他的主子说成是“临时工作人员”，又加了一句“去年才来我台工作”，那我们就想不明白了，该人有没有权利代表北京电视台外出采访？这位临时工作人员，有没有北京电视台颁发的相关身分证明？被采访者，可不可以根据他提供的相关证件，认为他是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有“职务行为”一说，也有“代理行为”一说；如果这位造假者已被北京电视台聘用，甭管他工作合同的期限是三天还是三年，在工作合同的有效期限内，他就是你北京电视台的员工，何来的“临时工”之说？他的行为，代表的是北京电视台，属职务行为，你北京电视台就要承担相关责任；假如北京电视台并聘用该人，而只是委托他以电视台的名义录制节目，然后择而用之，那么，该造假者的行为属代理行为，假如你电视台不问真假一律播出，你仍要承担相关责任。无论是前者的职务行为，还是后者的代理行为，电视台都难逃其咎。炮制假新闻，是造假行为；播出假新闻，是贩假行为。如果没有贩假者的助纣为虐，造假者的造假又有什么意义？据说造假者现已被警方所控制，那么，贩假者呢？是不是更应被警方控制？一句“他是临时工”就可以规避你应负的责任么？

　　“北京电视台”，这牌子很大，但我想，它好像没有《纽约时报》的牌子大吧？《纽约时报》面对本报记者炮制假新闻的时候，敢于自曝家丑，勇敢而真诚地向公众道歉，而北京电视台，把一个很容易就查出来的假新闻在电视台上公开向全国播出，致使该条假新闻在短时间内迅速泛滥全国，当谎言被戳穿以后，却仍然以“造假者是本台临时工作人员”这种根本就说不过去的理由当托辞，好像这能成为救命稻草似的，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其结果，是不是更丢脸？是不是更加丧失公信力？如此欲盖弥彰，是聪明，还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