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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也不反对改革.但我们坚决反对打着改革的名义搞自由化
一 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鼓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就在这一次讲话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小平的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徘徊不前的中国的各项改革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搞自由化的趁机跳出来，他们断章取义，歪曲邓小平讲话精神，把小平关于“姓‘资’姓‘社’”的讲话作为中国可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尚方宝剑大肆宣扬。
其实，哪有的事情！
不要忘了，就在那次讲话的第一部分中，在讲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时，他老人家还说：“这条路线要管一百年”。“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谁就会被打倒”。在第四部分，还用了一个整段的篇幅讲：“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
看着小平这前后貌似矛盾的讲话，一时间有许多人被搞糊涂了。他们从那时一直糊涂到现在。而那些鼓吹自由化的人则把小平后面的讲话抛到一边，紧紧抱着小平的“姓‘资’姓‘社’”的讲话不放，满有理地到处兜售他们的自由化思想。又由于我们的党缺乏对这种错误思潮的有力批判，致使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畅行无阻。思想理论界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这种局面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从根本上扭转过来。所以我提出要准确理解小平关于“姓‘资’姓‘社’”的讲话，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坚决反对肢解邓小平讲话的错误行为，要努力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还邓小平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思想理论界头等重要的大事。必须要下大力气来抓。
二
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方向。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事关改革的头等大事。离开了他，改革就一定要走弯路；离开了他，对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就肯定看不明白。小平在这方面头脑是非常清楚的。要想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也必须先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入手。必须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方向问题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就是主，谁就掌握社会的方向。生产资料归奴隶主所有，奴隶主就是主；归地主所有，地主就是主；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就是主，并依次决定了各自的方向。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也是共产党的领导赖依存在的基础，是改革开放不可违背的方向。中国改革的方向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标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来的。 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前两个“有利于”中都有一个定语，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缺少了这个定语，那就不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了，而是搞自由化的人士的三个有利于了。而一旦缺少了这个定语，性质就完全变了，于是改革开放的方向随之也会发生根本的转变。搞自由化的人就是一贯在这里大做文章，扰乱视听的。对此，我们必须要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地批判。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应该把这个定语具体化，在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再加上三个，就是 “是否有利于巩固和强化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是否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同富裕”。这三个有利于和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合起来，就一目了然了。 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的就是这个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体化了的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标准。在这一点上，他是从来也不曾改变的。对此，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 方向明确了，接下来是方法。小平讲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就是鲁迅先生早先讲过的“拿来主义”。拿来，为我所用。而小平的关于“姓‘资’姓‘社’”的论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拿来，为我所用是很关键的。拿来是手段，为我所用是目的。这里的目的就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脱离了这个目的，也就失去了拿来的意义；拿来，不是不加分析，要有取有舍。倘若把资本主义制度“拿来”了，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腐朽的东西也拿过来了，那就不只是失去意义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反动的了。人类创造的许多文明成果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分阶级不分国界的，是谁都可以用的。资产阶级知道用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到了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竟竟不知道这个道理。想着法子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出于无知呢还是别有用心。 拿来，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犯王明试的错误。那么我国的国情是什么呢？ 我国最大的两个国情就是：一、我们是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二、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搞任何改革，你不考虑中国的这两个国情，你注定要犯错误。你的改革绝对进行不下去。硬着头皮往下推，则必将给中国人民带去灾难。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两个典型的例证。 厉以宁倡导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好东西。用在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完全可行的。用在国有企业也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生搬硬套。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他没学毛泽东。他忘记了中国这最大的两个基本的国情。他不是从中国的全局出发。而是把目光盯在了一个个国有企业单位。他把他们和整体割裂开来，然后用他的股份制把他们一个个撕得七零八落。他让一少部分人因此一夜暴富，却让更多的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打工崽，还有太多的人因此丢了饭碗。不仅如此，他在不声不响中，把企业工会和企业党委也踢在了一边。他把中国引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就象我当初预料的那样：老鼠养肥了，又招来了一群狼。 厉以宁的股份制虽然没有让党变成完全的瞎子,聋子,和哑子,却是绝对变成了瘫子.因为他倡导的股份制缴了企业党委的枪,使其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形同虚设.这是不争的事实. 又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固有的弊端,部分当权者和企业暗箱操作,借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和瓜分国有资产,使得中国的改革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政治上,由于我们的个别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对自由化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批评,不反对,任其发展,使党丧失了战斗力,表现得极为软弱.致使中央的决策在基层频频受挫--指挥不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敬琏倡导的市场经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毫无疑问,中国被搞乱了.变得无序了.目前国内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上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无不与生搬硬套现代企业制度和机械照搬国外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不错,中国必须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要搞市场经济.但前面要加一个社会主义,还要加一个党的领导.要把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丢了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结果也大相径庭.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厉以宁和吴敬琏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四 如何把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呢？ 我的认识是不能孤立地从一个个国有企业入手。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国家的全局来考虑。这就不仅是经济体制的问题，还要设计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的问题。厉以宁和吴敬琏从局部入手，企图绕开政治体制这个敏感的神经，结果把改革引向了歧途。我从全局着想，如果不碰政治体制这个敏感神经，同样，改革也是绝对进行不下去的。 我的改革思路是：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改革国家体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行市场化改革。具体就是； 由全国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委员长是当然的法人代表。在地方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则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分别代表地方和企业内人民对地方和企业内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并依次产生地方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企业工作及主席。在农村最基层，在党的领导下，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 因为地方、企业和农村基层的全民生产资料不只属于其内的人民，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这就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全民利益、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组织机构常驻地方、企业和农村，监督检查他们的行为。这就是监事会。 在我国，能肩此重任者，唯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也就是说，党中央执政，由共产党的各级党委监政，兼监事会职能。在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各有侧重。党中央要领导国家制订大政方针，党的领导重在一个“执”字。而地方党的领导重在一个“监”字，监督地方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指导地方、企业和农村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工作，从而保证了全国上下的高度统一。是上执下监。 监事会不应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把他分离出来。把他还给党，另外，把国资委也要从政府中剥离出来，还给人大。 为确保监政有力，监事会成员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职务，企业亦是如此。其各项开支要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国家要从制度上确保监事会人员的生活后顾无忧。同时，要加强对监事会成员的管理和教育。 另外，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性要求有一个社会机构来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经营管理权。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国务院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管理权，地方人大授权由其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生产资料行使地方管理权，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而非上级任命的）企业厂长（经理）对企业内生产资料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农会授权由其产生的村委会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产经营工作。 新的构想，分开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理顺了党、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摆正了各自的位置。同时，将政府的集中领导与人民的民主管理、政府的权威领导与人民的有效监督、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地方企业的微观搞活有机统一起来。 这种构想，彻底摒弃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为政观，而代之以“当官不为服务，无能为民服务，必须回家‘种红薯’”的公仆评选考核机制。它要求由人民来选拔干部、监督干部，罢免不称职干部。真正落实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这种构想，轻松化解了“新三会”与“老三会”的矛盾，并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其不再是无法合套的两张皮。 这种构想，不仅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而且真正把它落到了实处。并再一次说明中国的一切麻烦，不是“四项基本原则”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坚持得不够；中国的出路在于不折不扣地落实“四项基本原则”，而不是相反。 我坚信，通过这场变革，必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打掉官僚习气，铲除腐败祸根，强化党的领导和中央的权威，将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从而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热情，推动着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向前。 五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还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 你说邓小平是属于什么派？要我说呀，他是明白派。是坚持改革的标准派！他老人家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引中国改革开放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实在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学习和深入地研究，用以指导我们的各项实践。现在，无论是中国的右派，还是中国的“左”派，如果你们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就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学习一下邓小平理论。全面地把握邓小平理论，而不是歪曲他，肢解他，打着邓小平的旗号来反对他。 中国只要坚持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只要坚持了党的领导，我们是不怕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反，我们是希望大力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我们是要努力保护我们的非公有制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而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就象一个巨大的磐石，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稳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安全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稳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纪末席卷世界的那次金融危机，摧毁了多少国家的经济！但只有在我们这里遇到了顽强的阻击，败下阵来。为什么？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我们是一块大磐石呀。想撼动这快大磐石，谈何容易！中国在那一次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向世界证明，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何等重要。中国的稳定来自于哪里？就是党领导下的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这个基础地位所显现的积极作用都影响到了世界，难道对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就不重要了？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业主还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是非常糊涂的。 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总是要健康有续地发展起来的。我们不怕产生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产总比无产好。共产党领导人民搞建设，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嘛。要紧的是中国不能两极分化，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我们再过几十年，在中国造就千千万万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就可以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一个扬眉吐气的中国人，那该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啊！ 另外，在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要注意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要让他们守法经营。不能让他们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于在非公有制企业打工的工人，他们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得到有效保障，不容侵犯！这一点，一定要引起党、人大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决不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再现！ 六
中国未来怎样？关键在党。中国如果未来出问题，那么也一定是首先出在党内。所以，一定要把党建设好。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这里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需要我们好好地去总结。成功的继续坚持，失败的则要拨乱反正。以此来教育全党，使其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受自由化的冲击，党内的许多同志思想极为混乱。他们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与鼓吹自由化的人同流合污，大肆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他们把改革开放中暴露出来的一切麻烦不加分析地统统扣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中一些人是认识问题。所以要进行教育。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有些则没这么简单。对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党，决不姑息。触犯法律的则依法处理，毫不手软。思想无罪？那是在人的脑袋里。一旦发表，他就不只是思想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行动。对那些公然叫嚣反对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派，必须坚决打击！
二、制度上的拨乱反正。
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需要党作出现实的回答。这涉及到国家体制的问题、国家宪法的问题。只把党的领导写进宪法的序言里是不够的。以前搞自由化的人就是拿这个做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的。这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他暴露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解决好的。现实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
现代国家制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党中央执政、地方党委监政，兼监事会职能。上执下监。这是可以写进宪法的。这样，就把党的领导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三、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来，有相当一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他们已不只是思想有问题，作风上、行为上都是有问题的。要限期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因为这主要是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们的态度应是向前看。但是，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且不思悔改的，则坚决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最终达到一个目的：树立中央的权威，大大提高地方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作到令必行、禁必止。坚决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的发生。
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有能力的、亲民的，是值得人民信赖的。他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均衡发展、搞好循环经济、打造创新科技的理念是完全正确的。方向走对了。关键还在于落实。这是要下大力气的。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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