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四色狂想而引发的方黎之争甚是火暴。我觉得方黎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部分国人对科学的理解略有偏差。如果你关心过这场争论，就不难发现他们一方不屑于另一方，另一方愤愤不平。完全背离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中国式的学术探讨原则。

我比较同情黎老先生，可能是因为我这人心胸狭窄吧。如果谁对我说的话愤愤不平或是反驳，我虽然不会耿耿于怀，但当时以牙还牙还是会有的。不过事后肯定会因发现如此没有“君子”之风而追悔莫及地尊重对方。但是，遇到不屑的态度，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同样会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他的言论，尽管这种“愤愤不平”会让我颜面扫地，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可能从九霄云外处捡回孔夫子的谆谆教诲。

方先生的主要论点是“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方先生强调了专业知识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性，但忽略了知识的局限性，忘记了真理的相对性。正如方先生所说“其实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方法、内涵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实，科学探索与“专业知识”同样存在着“各个方面”的差别。对科学探索而言，“专业知识”就是一种类似技术的工具，当你过分依赖这种工具时，你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受到它的制约。人类发展到现在，更多的发现产生于对这种制约的超越，而不是沉迷在这种制约中作茧自缚。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前沿科学都发生在那些边沿学科中的原因。

黎先生没有公布他的公理体系，无从评价他的数学思想。但是他的思路我觉得未必就错了。当年非欧几何学不就是在企图证明欧氏第五公设中产生的吗？为证明四色定理而产生某一新的数学也未必不是一件可能的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我们对科学探索的态度极不端正，甚至邪恶。

这种态度主要反映在对失败的蔑视上。什么是探索？探索就是你在做不曾有人做过的事情。因此没有现存的方法告诉你怎么做，你每走一步都可能失败，你必须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才能明白什么是错的。从理论上说，你只有经历了所有的失败以后，你才能知道那个正确的结论。所以，失败才是科学探索的老师，是它不厌其烦地教诲，你才“学会”了结论。

可是，我们尊重了这个老师吗？没有！不仅如此，我们还热中于嘲笑那些失败中的人，对那些孜孜以求的人无情地泼出嘲笑“杞人忧天”似的挖苦之水。我们在这样的嘲笑文化中远离科学探索，热衷尾随跟踪，臣服于各种“专业知识”的华丽外衣，并将其裹在身上构筑傲慢和唯一。最让人失望的是，一些“科技精英”，从国内到国外，从方块字到勾勾款款字，几十年来多少也受了一些“严格的专业训练”，可怎么还没抖落那一身挥之不去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劣根”习气。

当费曼看见学生们玩飞碟时，突然得到启发，并由此创造了费曼图。当牛顿被苹果砸到头时，产生了关于万有引力的思考。尽管飞碟和苹果掉下来在常人看来并无什么科学含义，但真正的科学家却能从中窥得科学的真谛。高山不讥讽石块，大海不嘲笑水滴。科学平易而雄伟，从来就没有“专业知识”的歧视。当一个民族有更多的人投身于探索中时，纷呈的失败将显露出更多远大于飞碟和苹果能显示出来的科学真谛，这些真谛的发现全在我们正确对待探索失败的虔诚态度中，而不是将它们忽略于傲慢与偏见处。

从真理的相对性来看，一个有意义的提问，一个有启迪价值的观察角度的开拓，一种新方法的创造和应用的尝试，对于人类智慧的永恒的积累的贡献，其价值并不低于一次成功的理论说明。因此，无论黎鸣先生的证明对与错，其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