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7日，山东省新汶地区突降暴雨，降雨量达205毫米，造成山洪暴发，洪水漫过上游东周、金斗水库泄洪道，造成汶河水位暴涨，冲毁汶河大堤约50米左右。
17日14时30分洪水通过煤矿用于井下水砂充填的废弃砂井，以50立方米/秒的流量溃入新矿集团华源有限公司（原张庄煤矿）矿井下，当时井下共有756人，该矿发现险情后，紧急撤人，有585人安全升井，尚有171人被困井下。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率队赶赴事故现场，协助地方抢险救援。
现场堵水、排水、送风、通风等有关救援措施连续实施2个月，最后没有了结果，没有了报道，不了了之。
但是，大家明白，这171人已经全部遇难了。
这次特大矿难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我孙悟彻回答：是国家的水库管理制度！
如果，国家明文规定：所有的水库，春天干旱季节必须把水位排放到最低限度，那么，既解决了中下游的干旱问题，又腾出了库容，等到了汛期，正好拦蓄洪水，保护中下游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样，就绝对不会发生这次特大矿难了。
即：国家防洪抗旱的最高战略，应该是“旱季基本放空水库，汛期大量拦蓄洪水”。
这个战略（办法），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其他国家。

西周，约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
公元前367年，东周王室分成东周国、西周国。东周国是小国，备受大国侵凌。东周国与西周国之间，也不断发生矛盾，进行战争。
西周国居洛河上游，东周国处西周国下游，“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东周患之。”苏子对东周君说：“我要求去让西周放水，好吗？”于是他去见西周君，说：“君王您考虑错了，现在您不放水，那正是富了东周。他们现在都种麦子，没有种其他作物，君王如果要害他们，不如干脆给他们放水，破坏他们的庄稼。一放水，他们必定会改种稻子，种稻子以后，再断掉他们的水。那样，就可使东周人民完全依赖西周，而听命于君王了。”西周君说：“好。”于是就放水。苏子也得到了两国的赠金。
这生动地展现了战国时期“以邻为壑”的混乱局面。在“天下定于一”的呼声下，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彻底废除了土地分封制（农奴制，各自为政的庄园政权），全面实行了土地私有制（雇农制，全国一统的郡县政府）,从此各地生产得以协调，中国发展速度加快。
但是现在，中国各地又出现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的怪事。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地处淄河中游。淄河上游在淄川区，70年代初，全淄博市人民共同在上游修建了太河水库。如今，干旱季节，临淄区需要太河水库放水时，太河水库却要临淄区拿钱买水，否则不放。而在汛期，太河水库却从溢洪道泄洪，增加下游的洪峰危险，发生淹死人事件。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旱季不放水，直接造成中下游河流水位偏低甚至干涸，既影响了航运，又导致河道周边沙荒化。汛期，中下游最不需要水的时候，却开闸泄洪，滚滚洪水一泻千里，还没来得及渗透补充地下，宝贵的水资源就放跑了。
每年春天，如果各水库最大限度地放水，不仅能够缓解中下游农田旱情，还能够抑制沙尘暴、火灾的发生。到了汛期，基本腾空的水库，就完全能够拦截住洪峰，有效地保护中下游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抗洪工作就很容易了，中央政府就很省心了。
笔者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套水利综合管理制度：
1、要求各地水库必须在中下游干旱季节与植被火险季节无偿放水， 并具体界定其保留的最低水位线与最迟放水时间。
在山东省，每年适宜于3月21日至3月31日缓缓放水。最迟放水时间为3月31日，介于植树节与清明节之间。在植树节之后，方便植树造林；在清明节之前，预防扫墓失火。
各水库保留的最低水位线，要满足当年汛期来临之前的生活与生产需求。
2、国家防洪抗旱的最高战略，应该是“旱季基本放空水库，汛期大量拦蓄洪水”。
旱季放水，既支持了抗旱，又腾出了库容，为汛期拦蓄洪水做好了准备。
“南水北调”是地域性调水战略，但是投资巨大，且远水解不了近渴。
“旱季放水，汛期蓄水”是季节性调水战略，其效果肯定大于“南水北调”，却不需要增加任何投资，只要开闭闸门就能够立即实现。
3、水库养殖业、水利发电业、轮船航运业，必须让步于中下游的陆地种植业（旱季最大限度地放水），特别是让步于中下游的生命财产安全（雨季最大限度地拦洪）。
4、严肃惩处违规操作者。
2200年前秦始皇就实行水利统一调度了，难道现在还能容许封建割据？笔者无意象苏子那样得到临淄区政府的奖赏，但愿国家痛下决心，根治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共享自然资源，构建和谐社会。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孙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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